从亲代视角来看，子女的数量和性别通过影响可能同住的成年子 女的绝对数量、子女的家庭观念、家庭环境等，影响代际同住的普遍性 。例如，独生子女(尤其是没有其他兄弟的独 生儿子)或许更可能与父母同住，因为(如果父母期望与子女同住的话) 他们别无选择。然而，在生育率降低的环境下(东亚地区即是如此)，由 于儿子数量不足，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的比例也终将降低 。同时，又有研究指出，死亡率的降低延长了父母的存活年限，提 供了比过去更大的同住机会。年老时收入的减少和健康水平的降低也 会促使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尤其是在公共支持不足或缺失的情况下。 此外，配偶的亡故将增加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对丧偶的男性老者尤其· 如此：因为妻子依旧是家庭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一旦妻子亡故，其功能 必须由他人替代。不过，低下的经济地位也会增 加老年寡妇与子女居住的概率。 从子女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婚育情况会影响亲子之间的居住模式。 年轻人群、新婚、新育夫妇或许需要父母的家务帮助和经济支持，从而 提高他们与父母同住的可能，。在1982—2000年间的中国大陆，亲子 同住模式一直比较稳定。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三代家庭的 比例占全部家庭的29％，而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所占比例无疑更高 。在农村地区，当父母与子女不同住时，他们也往往相 邻或同村居住。这既是儒家文化制度下的家庭伦理观念和家庭制度的 延续，也是现实经济和结构性制约的结果。研究发现，代际互惠是中国 1982年—2000年间亲子同住习俗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王跃生， 。然而，教育的扩张可能改变子女的家庭观念，将他们从父母的 掌控中解脱出来，降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因此，教育和经济发展通 过消解传统、组建核心家庭的渴望而影响亲子居住模式 M，而职业和地域流动(即从农业、农村向工业、城市的转化) 更促成了年轻人的独立。研究表明，在越南、 泰国和中国大陆，更高程度的教育 水平、非农工作、城市居住等都增加独立居住的可能性，降低亲子同住 的概率。 情感联络即亲子之间面对面或其他形式的交流。同住或近地居住 无疑促进亲子情感联络的频度，并提供良好的亲子之间支持和服务的 平台，强化支持的可及性和可得性。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过程中，这 个维度的家庭凝聚力在满足个体的情感慰藉等社会需求方面显得越发 重要。 在东亚三国四地，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尤其是直系 家庭成员之间更是如此。然而，亲子交流的频度受制于地理距离、家庭 观念、生理和结构因素(如：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家庭形式等)。 十几年前对中国的研究表明，当时无论父母、子女居住何地，亲子之间 都能保持经常的联络。近年的一些 社会调查数据却表明，受访者与朋友联络的频度超过与父母等家庭成 ·员的联络；不过，随着受访者年岁的增长，子女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又随 之增强了，故年轻人与父母的疏离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年龄队列现象，而 非对父母的叛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