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普世伦理”，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普世伦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比如在中西文化传统中，我们都可以看见相同的道德准则；这些准则与经验无关，它们出自先验的大 写实在——上帝、先验理性、天理、良知等，因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这种观点从柏拉图经基督教 一直延续到康德以后，构成了西方道德哲学的主流。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崩 溃使普世伦理的幻想彻底破灭；根本没有什么普世伦理，一切都是相对的。以尼采为先驱的道德虚无 主义以及以福柯、德里达为重镇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被看作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本文预先排除了 关于“普世伦理”的道德相对主义主张，但并不因此将道德先验主义看作唯一的替代选项，而是试 图在以上两种观点之外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即一种不以大写实在为根据的、后验的普世伦理。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认为顾名思义，“普世伦理”当然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 道德原则；而要具有普遍性，似乎也就当然意味着它不可能来自经验；因为经验总是具体的，总要受 到时空条件的限制。因此，普世伦理必然只能具有“先验的”品质。它或者来自上帝，或者来自先 验理性等非人的大写实在；和人们的具体道德实践生活相比，它是逻辑在先的。它就像倒立着的金字 塔的塔尖一样，支撑起整个道德哲学大厦。为什么所有民族、所有文化传统都遵守并应该遵守一些共 同的道德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不是出自时空条件下的偶然的人，而是出自某种在各民族、各文化传统 之上的先天依据。康德说得很明白，道德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唇齿相依： “形而上学必须是个出发 点，没有形而上学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会有道德哲学。” 但是，笔者以为，这种先验道德哲学的视角行不通，我们不能将普世伦理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之 上。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 首先，从语义学的角度说，普世伦理或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论多么抽象，必定要以语言的方式给 出，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原则。如此——来，便涉及到语言的意义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它的问题。同样 的语句，在不同的人群那里，在不同的语境下，并不必然意指同样的对象。借用普特南设计的“缸 中之脑”来说，如果一个人真的从来就只是“缸中之脑”的话，它能提出我们所说的“我是缸中之 脑吗”这样的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所说的“缸”、“脑”，其指称是明确的，即就是我们 生活中的缸和脑，而“缸中之脑”所谓的“缸”、“脑”，指的是计算机输入神经末梢的电子脉冲信 号。虽然它们听起来或看上去是“缸中之脑”，但实际上和我们所说的“缸中之脑”并非等类。 由此可见，光是句法上的相同并不能保证相同的涵义。我们完全可 以设想，经过训练的鹦鹉，同样能发出“不得滥杀无辜”的叫声，但是我们很难设想，鹦鹉是在传 达着和我们一样的信息。为什么?因为鹦鹉没有我们的生活实践历史，没有在我们的文化语言共同体 中成长的经历，没有类似于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因果纽带，没有相关的信息输入输出机制。我们理解我 们文化同伴的发音或符号，是因为我们受到同样的教育，共同遵守同样的语言游戏规则，懂得如何在 特定场合对于某些符号做出某些特定的反应。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我们是在同一个语言游戏之中 学会理解语言意义的。没有这些，不要说上帝或先验理性，就是一个外来的他人，我们也不敢轻言我 们理解了他的意思，哪怕他所说的是一句我们听上去非常熟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