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量
为了解主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作用，本文控制受访者的人口、
社会经济特征、家庭观念及父母特征。它们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兄弟姐妹构成、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家庭态度(即是否愿意
三代同住、子女是否应该支持父母)，年轻父母的年龄、性别与婚姻状态
的复合变量、健康水平等。现存研究发现，这些变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亲子间的居住模式、情感联系和(或)代际互惠支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使用的两个
家庭态度变量：如果受访者希望三代同住，表明他们有很强的家庭导
向，故而更可能与父母同住；同样，如果他们认同支持父母的理念，则他
们更可能住在父母附近，保持与父母的频繁联系，实际上也更可能支持
父母。由于居住模式与代际联系、实际支持之间存在内生性，使用亲子
空间距离预测亲子联络和代际支持可能导致双向因果关系问题。不
过，通过控制代际同住意愿、赡养父母观念等家庭态度变量可以避免该
问题，降低由于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可能给分析结果带来的偏误，使分析
结果更为可信。
50年前的中国是“大跃进”的中国。大跃进运动自1958年初在全
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到下半年就进人了高潮。大跃进是对1957年的
“反冒进”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反动。在大跃进
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地方政府在粮食、钢铁等计划指标和产量
上层开的竞赛。这种竞赛是以高指标、“放卫星”等浮夸风的形式表现
出来的。1958年9月18日，广西环江县竟然放出了水稻亩产130434
斤的高产“卫星”。各地政府的竞赛迅速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和灾难，根据目前学界研究的成果，1959年到1961年饥荒的主要成因
之一就是各地的极“左”政策和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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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六个分别代表三个维度的变量系统全面测量亲子之间的
凝聚力。其一，亲子之间的居住模式用来测量家庭地缘凝聚力。该变
量可以表现为两种衡量：(1)亲子同住，(2)亲子之间空间距离。由于同
住很好且简洁地体现了家庭地缘凝聚力，本文将其作为第一个因变量。
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被用作主要自变量之一(详见下文)。其二，情感
联络的概念通过亲子交流的频度来实现，包括面对面的交流和其他形
式的交流。该变量从下面的问题构建而来：“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经常
进行面对面的联系与交流?”“父母与子女是否经常以其他形式进行联
络?”该变量为连续衡量，取值从1到8，取值越大，联络的次数越多。
尽管面对面的交流要求地缘邻近，但其他形式的交流却无此要求。当
然，遥远的距离可能意味着更高的交流成本，故亲子的地缘距离越远，
他们的联络频度可能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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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学者将地区竞争模式用于研究改革开放后的中央一
地方关系，并借此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和出现的一些问题。戴慕珍提
出“地方合作主义”的概念，认为在1980年代实
行的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类似于以地方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公司
实体。与改革开放前的阶段相比，财政包干制实际上是以财
政分权的方式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激励，促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
展开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
LC较严重的区域贸易壁垒和地区保护主义等问题
。这些单纯用财政激励来解释地区竞争的研究
存在一个问题，即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不够清晰：在地方利益逐步
明确而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些官员如何看待和处理地方与中央的
关系?因为中国是一个财政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国家，
所以过于强调地方的财政利益，会有在研究视角上将地方政府“诸侯
化”看待的倾向。事实上，中央的财政包干承诺虽然有刺激作用，但是
远不够稳定，以“承诺效应”来全面解释地方政府行为有以偏概全之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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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加码”是推动这场锦标赛的基本作用机制。追求“锦
标”引发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造成了“层层加码”的动员和管理制度。
上级政府为了完成指标或者追求更高的指标，其基本策略就是动员下
级政府展开“锦标赛”，并设置一个比自身目标更高的指标。这在中央
的“两本帐”策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每级政府都制定“两本帐”，第二本
帐的指标高出第一本帐，上级的第二本帐作为下级的第一本帐。在从
上到下制定计划时按照第一本帐，但是在执行计划和对下级政府进行
考核和评价时用第二本帐作为标准。在各级政府的这种策略下，“层
层加码”成为必然。“两本帐”的方法带来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从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行为的信息流通不畅，甚至造成混乱。由于中央
最多只能了解和掌握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一本帐”，所以根本无法对基
层政府的行为做出评价。同样的道理，每一级政府只能掌握其直属下
级的情况。这为大跃进及后来的饥荒中的虚夸和瞒报现象提供了制度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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